《易碧胜：图说“五四运动”，一场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体现了网安联文艺委顾问、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党总支副书记兼副会长易碧胜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吸取智慧和前进力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宣布对德宣战，出兵进攻驻扎在中国山东胶州湾的德军，妄图夺取中国山东，从而产生了领土争议，并引发了日后的五四运动。下图为1914年，日军在中国山东青岛炮击德军。


   从1917年7月起，时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1918年，曹汝霖与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济顺两路路权为抵押，借款三千万日元（约合268,793.1189美元），并密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签字。
   下图为《每周评论》上刊发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文章，《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补充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之一。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为准确鲜明的历史定位。罗家伦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嘹亮、更简洁。


   《新青年》杂志是在1910年代末期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主要撰稿人在《新青年》上发出了时代呐喊：要拥护“德先生”（民主），不得不反对旧礼教、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不得不反对旧思想、旧文化。以陈独秀为旗手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掀起了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猛烈批判运动。


   1919年1月18日举行巴黎和会前，中国以一战战胜国身份，派出陆征祥（下图中）、顾维钧（下图右上）、王正廷（下图左上）、施肇基（下图右下）、魏宸组（下图左下）等组成的全权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下图为《东方杂志》刊登的中国参与欧洲和会全权委员。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开幕。会议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表示各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然而会议上，由于英、美、法三国首脑：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操纵会议，中国代表提出的各项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议案均遭否决。只有山东问题案，因西方各国欲趁此机会限制日本势力，才被列入议程讨论。


   1919年1月27日，巴黎和会召开最高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日本以1918年9月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密约”为借口，拒绝交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称日本为剪除德国在远东的势力作出巨大牺牲，理应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1919年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巴黎和会上获知的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下图为梁启超，在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意宴请他，试图探听他对处理山东问题的态度。梁启超向芳泽明确宣示：德国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行“租借”的胶州湾必须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决不可以交给日本“继承”。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会议。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3时，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3,000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出卖中国主权。


   学生们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下图为学生们举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孔家店”等条幅的油画。


   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下图为1919年5月4日，向天安门进发的北京大学游行队伍。


   在“外争国权”而不得的情况下，队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转向“内惩国贼”——学生开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曹宅所在地移动，学生们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宅，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入内。学生向军警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放行。学生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下图为点燃的赵家楼。


   随后北京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学生代表32人。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最终被迫让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下图为1919年5月12日，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时会长蔡元培）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务农人员。下图为五四运动期间，爱国学生在北京街头派发传单和向群众演说。


   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抗议活动。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下图为身在天津的学生们组织起来支援北京。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中国民众开始抵制日货，由拒用日本银行票据，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下图为中国民众在五四期间焚烧日货。


   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人死亡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下图为1919年，中国上海学生在游行时举着写着“打倒购买日货的汉奸”的横幅。


   学生运动愈演愈烈。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下图为五四期间走上街头抗议的学生们。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中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下图为被捕的学生在去监狱的路上。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1919年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驻地代表团被留学生包围。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在和会上发言，拒绝在和会上发表声明。顾维钧引用威尔逊的观点，强调各国应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根本权利。他把孔子比作耶稣，把山东比作耶路撤冷，强调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放弃耶路撒冷。顾维钧一席妙语，引起美、英、法各国代表赞赏。下图为1919年巴黎和会后，国际联盟草创，中国代表顾维钧协同参与擘划。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胜利达成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使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艺术家滑田友制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把五四精神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大理石浮雕中。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